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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文摘要：由《红高粱》、《高梁酒》、《高粱殡》、《狗道》、《奇死》组成的《红高粱家族》可说是莫言的代表作。这部小说引起了广泛的阅读和研究，本文从“我父亲”这个形象入手，对童年视角、父亲形象和成长历程三个方面进行了分析，以期能够开辟莫言研究的新视野。
　　论文关键词：我父亲 童年　父子 成长历程
　　《红高粱家族》可以看作莫言最有影响力的作品，莫言认为这部作品“有那么一点独创性”，这种独创性在于“我爷爷”、“我奶奶”的叙述视角，研究者对此也很重视，但是，研究者却常常忽略了作品中“我父亲”(即豆官)这个实际上占有很重要分量的角色。不论是人物形象本身，还是其对作品整体叙事的作用，以及其身上所体现的作者童年的影子，都很值得研究。本文正是对《红高粱家族》中这个“我父亲”形象的解读。
　　一．童年视角
　　《红高粱》一开头就是“我爷爷”、“我奶奶”，这实际上是确定了两个内聚焦叙述视角，除此之外还有“我”和我父亲“豆官”的视角，笔者认为这构成了一种“非聚焦视角”和“内聚焦”视角相融合的视角状态，使莫言叙述起来开阔、方便、自由，对于莫言这样语言一泻千里的作家来说正合适。那豆官的视角有什么作用和特殊之处呢?
豆官的视角可以称为是“童年视角”。在作品中也有几处出现过“我”这个童年人物形象，但其占的比重小，大部分童年视角都来自豆官。这种童年视角也就是以一个孩子的眼光去看待这个世界，是作家童年生活的链接，也就是说，豆官才是作家本人童年回忆的承载者，而且这种视角对于作品“神秘色彩”的构架具有不可缺少的作用。
　　首先是豆官的独特感觉，独特怪异的视觉、嗅觉等，这些感觉不同于普通人的感觉，使读者感到怪异魔幻。
　　比如“父亲看到弹头在月光中翻着筋斗飞行，缓慢得伸手就可以抓住。”子弹在父亲的眼里变得很慢，这有点像电影《黑客帝国》里的特技，这样在普通人眼里不可能的事情，放在豆官这个孩子眼里也就可以解释了。再比如，豆官的色彩感非常强烈，“他(王文义)的腮上，有一股深蓝色的东西在流动“；“他的脸肿胀得透亮，双眼成了两条隙缝，两道深绿色的光线，从他的眼缝里射出”；“绿色和红色的光线照射着父亲紧闭着的双眼”。深蓝色的血、绿色的光线，这些不合常理的现象也都是来自父亲的视角。这些丰富、绚丽的色彩构成了一个神秘的世界，魔幻的现实。
　　另一方面，从豆官的视角去看这个世界时，带上了“泛灵论”色彩，即很多的无生命的事物有了灵性，用人类学家卡西尔的理论来解释，这是一种“生命一体化”的现象。最突出的体现是豆官眼里的高粱，比如“不知不觉，连成一体的雾海中就有些空洞出现，一穗一穗被露水打得精湿的高粱在雾洞里忧悒地注视着我父亲，父亲也虔诚地望着他们”，“每穗高梁都是一个深红的成熟的面孔。所以有的高粱合成一个壮大的集体，形成一个大度的思想”，“那四盘横断了道路的连环耙，尖锐的齿尖朝着天，父亲想它们也一定等得不耐烦了”，这些生灵，让每个读者都感到魔幻。
　　采用童年视角来构造魔幻色彩还有一个好处，那就是更易于读者的理解。作品中的世界与读者的经验世界交集是很小的，如果想要读者较容易的接受，要借助于感觉，这些感觉是人类共同具有的。童年的父亲感觉丰富甚至泛滥，父亲的世界“是一个感官的世界”，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仿佛回到了自己的童年，用自己童年的感觉世界与文本去找寻交集。

　　二．父亲形象
　　“在《透明的红萝卜》里，莫言最重要的收获就是找到了自己——黑孩”，之后的其他很多孩子都是“黑孩身上无数毫毛的化身”，饥饿的黑孩、被拷打的小虎、吃铁的铁孩、小飞侠余一尺，这些小孩大都沉默、倔强、生命力顽强。他们与父亲之间常存在矛盾。但《红高粱家族》中的余豆官却有些不同。
　　为何余豆官这个孩子与“黑孩”有如此大的不同?探讨其原因，我们需要回到莫言的童年。小时候的莫言给家里老是带来麻烦，他与父亲的关系是很不好的。但是他有一位神奇的庄稼 
　　活能手的三爷爷，少年莫言在三爷爷那里体会到很多的温情，除此之外还有一位见过神仙下凡、狐狸拉尿的大爷爷，在《红高粱家族》，莫言把大爷爷、三爷爷身上的很多的故事，都堆放在“我爷爷”这个人物形象上。在生活中体会不到父爱的莫言，将自己的形象融入到我父亲(余豆官)身上，用文学的方法体验了一把他心目中的父爱，这是一种文学的补偿作用，也是文学的神奇所在。莫言童年生活的极度饥饿，甚至到了“吃煤”的地步，而余豆官却生活在富裕之家，不愁吃喝。这也是莫言从文学中获得的补偿。再往大的方面说，现代社会的人生命力是孱弱的，不敢去快意恩仇，不能去野合、抢劫，而在小说中莫言塑造的正是这样一群生命力旺盛的土匪。
　　综上，余豆官这个形象既承载着莫言的无数的童年记忆，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是对莫言童年缺失的父爱等的补偿。
　　三．成长历程
　　我们先在这里简单的概括一下我父亲的成长经历：少年父亲的缺失，遇到日本侵略战争，目睹罗汉大爷被剥皮，在战争中失去了母亲，在母亲缺失的时候找到“父亲”形象，然后与狗搏斗并在搏斗中失去了一个“卵子”(睾丸)。我们仅就其被“阉割”这一点来探讨一下。文章开始的时候，我父亲14岁左右，正值青春期。在一场与狗的遭遇战中，豆官被狗偷袭，失去了一个“卵子”，不过最后被治愈，且生育功能没有受到影响，甚至可能“独头蒜更辣”，这在描写成年之后的豆官的两部中篇《野种》和《野人》中有所体现，我们看到，成年的我父亲也成为了我爷爷那样的英雄。
　　成为独头蒜的过程，我们如果抽象起来看可以这样描述：身处青春期正值身体发育的人，被一种外在的力量所阉割，这种阉割其可能的后果是导致其丧失生殖能力，而这种阉割也可以看做是生命力的丧失。这种抽象又可将其对应到具体的社会现实，新中国成立前的战乱对正处于青年时期的国人来说，无疑也是一种阉割，他们可能直接遭受到身体上的摧残，或者是精神上的创伤，而所有的这些对于青少年以后的成长都有很大的影响，甚至新中国成立后在各种政治运动中人民的狂热倾向似乎也可以在这里找到原因。
　　高等动物的人被低等的狗所阉割，也体现出对“进化”问题的思考，随着人类一辈一辈的进化，我们的生命力似乎在退化，于是这里的阉割又可以看做是进化中的外在世界，不管是经济还是文化政治，对人本质的生命力的削弱和剥夺。
　　在被治愈后，我父亲的身体没受到影响，甚至生殖能力变得更强。作家莫言做这样的处理，是为了展现父亲的旺盛的生命力也是作家剑走偏锋文风的反映但这种强化父亲的生命力却似乎体现出自身乃至社会生命力弱化的一种焦虑。而且是事实上，父亲的这种情况也只是少数，绝大部分国人在战争中的生命力都被削弱。莫言在小说结尾处就曾这样说到：“我反复讴歌赞美的、红得像血海一样的红高粱已被革命的洪水冲激得荡然无存，替代它们的是这种秸矮、茎粗、叶子密集通体沾满白色粉霜、穗子像狗尾巴一样长的杂种高粱了。”
　　我父亲就是这样的一个形象，在他身上，可以看到莫言的过去，可以看到战争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人的影子，甚至似乎可以看到你我的影子，身上溢满着神秘和魅力。
　　我父亲这个形象，笔者认为也应该引起研究者的关注，成为“我爷爷”一样的典型的人物形象。另外，我父亲这个形象与莫言笔下的其它孩子形象也可以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希望这篇文章在这里可以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